踪迹年来遍朔南，消磨髀肉困征骖。居民胜日一百五，倦客流年六十三。

水性依然人自老，树围如此我何堪。瓶无储粟犹归去，待有良田已是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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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生不嗜酒，断来仍十年。前年窜岭表，去年斥湖边。欲以禦瘴湿，乃复酒至前。一杯复一杯，朝暮常醺然。因之醉乡游，别是一山川。日月不相促，万物同暄妍。眼界绝尘污，耳根遗俗譞。心平气自和，妙与天地全。歠糟而餔醨，信以昔人贤。琴外陶靖节，诗中李谪仙。声利挽不回，昏昏长醉眠。有师谁得之，我奉以周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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箠辔驱驰长眼花，更堪风雨作泥沙。邮亭准拟一醉倒，白酒黄鸡无处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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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沙四面平，飞雪千里惊。风断阴山树，雾失交河城。朝驱左贤阵，夜薄休屠营。昔事前军幕，今逐嫖姚兵。失道刑既重，迟留法未轻。所赖今天子，汉道日休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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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也许是长久偏安于江左的青山绿水，不闻飞骑击虏、角声马鸣之故吧，南朝稍有壮心的文人士子，往往热衷于汉人出塞千里、勒铭燕然的军戎生涯和辉煌业绩。因此，仿“古诗”、叙汉事，借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感慨，也成了他们作诗的一大爱好。范云这首诗，正以“效古”为题，倒转时空，把自身带入了六百年前边塞征战的戎马倥偬之中。

　　诗之开篇以粗放的笔触，勾勒了塞外严冬的苍茫和凛冽：“寒沙四面平”写浩瀚的飞沙，在翻腾如浪中猛然静歇，填平了四野起伏的丘谷。运笔静中寓动，极富气势。“千里飞雪惊”则又动中见静，让荒寂无垠的瀚漠，刹时被纷扬的飞雪所笼盖，境界尤为开阔。一个“惊”字，表现诗人的主观感觉。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塞外景象，正如《楚辞·招魂》所述：“增冰峨峨，飞雪千里些”，令人心骇而骨惊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，诗人恍已置身于顶盔贯甲的汉卒之中，正冒着风雪，向茫茫阴山、皑皑交河进发。“阴山”横亘于今内蒙古境内，往东遥接内兴安岭。山上本来草木葱茏，而今在狂烈的寒风袭击下，时时可见高大树枝的摧折；“交河城”则远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，正是车师前王的治所。此刻在雾气缥缈之中，它竟像海市蜃楼般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从阴山到交河城，空间相距远不止千里。诗中却以“风断”、“雾失”两句，使之近若比邻。如此巨大的空间转换，不仅表现了塞外瀚漠的辽阔，更为活跃在这一背景上的士卒征战生涯，增添了几多壮色和扑朔迷离之感。

　　以上四句重在写景，豪情万丈的出塞健儿，似还只在背景中若现若隐。自“朝驱左贤阵”以下，他们终于大显身手了。“朝驱左贤阵”一句，写的是飞将军李广亲自指挥的一场激战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当时李广率四千骑出右北平，迎战匈奴左贤王十倍于己的骑兵。李广布圆阵拒敌，“胡急击之，矢下如雨”，“吏士皆失色”。而李广“意气自如”，执大黄弩射杀匈奴偏将数人，终于坚持到援军到来，突围而出。“夜薄（迫近）休屠营”抒写的，则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一次胜利远征。公元前127年（元朔二年），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，“过焉支山千有余里”，杀折兰王、斩卢胡王、执浑邪王子及相国、都尉，“首虏八千余级，收休屠祭天金人”，一时名震遐迩。这两次战役，在时间上相隔五、六年。诗中却以“朝驱”、“夜薄”使之紧相承按，大大增添了塞外征战的紧张态势，将出征健儿勇挫强敌的豪迈之气，表现得痛快淋漓！接着“昔事前军幕，今逐嫖姚兵”二句，又回射上文，抒写主人公先后追随前将军李广、嫖姚校尉霍去病屡建奇功的经历。语气沉着，字里行间，洋溢着一种身为名将部属的深切自豪感。

　　以上一节描述出塞千里、接战强虏的英勇业绩，读来令人神旺。不过，军戎生涯除了长驱直进的胜利外，也难免有意外的失误和挫折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即使功业显赫的名将，也仍要受到军法的惩处。“失道刑既重”，说的正是李广晚年的不幸遭遇：李广率师出征，因为无人向导而迷失道路；大将军卫青追究罪责，李广终于含愤自杀。“迟留法未轻”，则指博望侯张骞，随李广出塞，迟留后期，按法“当斩”，只是由于出钱，方才“赎为庶人”。这样的失误，虽然难免，但军法如山，不可宽贷。这又使充满英勇气概的军戎生活，蒙上了一重悲壮的色彩。唯其如此，它才更加可歌可泣；在诗人眼中，也更富于浪漫气息和奇异的吸引力。汉代的边塞征战，正是这样，以它辉煌的业绩和悲壮的色彩，写在了汗青史上。何况，这些业绩，又是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分不开的。倘若不是他的果断决策，汉代则不能有此美善旺盛（休明）的壮举。所以，诗之结尾，诗人不禁发出了“所赖今天子（汉武帝），汉道日休明”的热烈赞叹。倘若联系诗人生活的齐梁时代，朝廷积弱，只能坐看北方异族铁骑纵横，读者可以感受到，诗人的结句又包含了无限感慨和不尽之意。

　　“效古诗”名为“效古”，诗中其实总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。范云身为齐梁诗人，写的虽为汉代古事，但因为用了第一人称，在时序上又故意倒“古”为“今”（“今逐”、“今天子”），便在诗中造成了一种古今错综、彼我交融的奇特效果。出现在诗中的主人公，看似汉代士卒，却又融入了诗人的感情。恍惚之中，似乎不是诗人回到了汉代，倒似当年的李广、霍去病，穿过六百年的时空，奇迹般地出现在南朝，正率领着诗人，仰对瀚漠的朔雪、狂风，转战于阴山、交河。而读者呢，也恍惚与诗人一起，参加了“朝驱左贤阵，夜薄休屠营”的战役，为胜利的突围而欢呼，为“失道”名将的陨身而堕泪。这是一种错觉，但它的奇特效果，正是由范云这首《效古诗》的独特表现方式所造成的。

晓来城府春融怡，博陵先生还自西。天时人事已如此，不应璧月空云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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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在零陵厌，神器若无依。逐兔争先捷，掎鹿竞因机。呼吸开伯道，叱咤掩江畿。豹变分奇略，虎视肃戎威。长蛇衄巴汉，骥马绝淮淝。交战无内御，重门岂外扉。成功举已弃，凶德愎而违。水龙忽东骛，青盖乃西归。朅来已永久，年代嗳微微。苔石疑文字，荆坟失是非。山莺空曙响，陇月自秋晖。银海终无浪，金凫会不飞。阒寂今如此，望望沾人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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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吴大帝孙权葬蒋陵，亦称孙陵，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（亦称蒋山）南麓。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。

　　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，直弄得国将不国。公元265年（甘露元年）徙都武昌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。公元266年（宝鼎元年）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。十二月，又还都建业。据《汉晋春秋》载：“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，故皓徙武昌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。既闻（施）但反，自以为徙土得计也。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，杀但妻子，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，以厌前气。”（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皓传》注引）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：“昔在零陵厌，神器若无依。”“神器”者，帝位也，政权也。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，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。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，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。想当年，汉室陵夷，群雄逐鹿，捷足先登，遂成三国鼎立之势。“掎鹿”，语出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：“譬如捕鹿，晋人角之，诸戎掎之，与晋踣之。”《汉书·叙传上》也说：“昔秦失其鹿，刘季逐而掎之。”颜师古注：“掎，偏持其足也。”《汉书·蒯通传》更说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者先得。”后遂以“逐鹿”喻争帝位、争天下。“逐兔”，同“逐鹿”。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引沮授曰：“世称万人逐兔，一人获之，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”要争得天下，就必须不失时机，因势利导，夺取胜利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逐兔争先捷，掎鹿竞因机”。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，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孙坚死后，孙策继承父业，猛锐冠世，志陵中夏，被封为吴侯，割据江东。但大业未就，即遇刺身亡，年仅二十六岁。孙策临死时，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，对他说：“举江东之众，决机于两阵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各尽其心，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”（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策传》）孙权继承父兄遗志，洪规远略，砥砺奋发，“遂割据山川，跨制荆、吴，而与天下争衡矣。”（陆机《辨亡论上》）三国鼎立，孙吴居一，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，实远胜刘备。“伯道”，即霸道。“呼吸”、“叱咤”，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。《易·革》云：“君子豹变，其文蔚也。”疏曰：“上六居革之终，变道已成，君子处之……润色鸿业，如豹文之蔚缛。”豹变之略，虎视之威，正是对“年少万兜鍪，坐断东南战未休”的孙仲谋的赞词。“坐断东南”的孙权，以他的雄才大略，北拒曹魏南下之师，西挫蜀汉东犯之众，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。据史载，公元222年（黄武元年），刘备率师伐吴，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，攻蜀五屯，皆破之，斩其将。蜀军分据险地，前后五十余营，逊大破之，临阵所斩及招
　　降俘虏蜀兵数万人，刘备奔走，仅以身免，最后绝命于永安宫。“长蛇衄巴汉”即指此。“长蛇”，有谓指吴而言，并引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“吴为封豕长蛇”为证，其实不然。这里的“长蛇”，非指吴，而是指蜀汉。陆机《辨亡论下》云：“故刘氏之伐，陆公（逊）喻之长蛇，其势然也。”可以为证。“骥马绝淮淝”，则指曹魏而言。据史载，公元224年（黄武三年）旧历九月，“魏文帝出广陵，望大江，曰：‘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’乃还。”（《三国志·吴志·吴主传》）注引干宝《晋纪》云：“魏文帝之在广陵，吴人大骇，乃临江为疑城，自石头至于江乘，车以木桢，衣以苇席，加采饰焉，一夕而成。魏人自江西望，甚惮之，遂退军。”所以陆机说：“由是二邦之将，丧气摧锋，势衄财匮，而吴藐然坐乘其弊，故魏人请好，汉氏乞盟，遂跻天号，鼎峙而立。”（《辨亡论上》）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，在他统治时期，励精图治，吴国逐渐强大。所谓“交战无内御”，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；所谓“重门岂外扉”，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。

　　由“逐兔争先捷”到“重门岂外扉”十句，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，吴国之强大巩固，有声有色，气势磅礴。而到“成功举已弃”，陡地一转，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，功败垂成，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。“凶德愎而违”，即指孙皓而言。“愎违”，愎谏违卜的省称，语出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：秦晋韩之战，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，意气用事，不纳谏言，不听卜辞，终于招致失败，被秦国俘掳。晋大夫庆郑曰：“愎谏违卜，固败是求，又何逃焉？”孙皓同晋惠公一样，刚愎凶顽，肆行残暴，忠谏者诛，谗谀者进，虐用其民，穷淫极侈，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，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。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：“昔讨逆（指孙策）弱冠以一校尉创业，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，宗庙山陵，于此为墟，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!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一）“水龙忽东骛，青盖乃西归”二句，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。“水龙”，系指晋朝的水军。晋武帝谋伐吴，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，准备东伐。时吴有童谣曰：“阿童复阿童，衔刀浮渡江。不畏岸上兽，但畏水中龙。”阿童为王浚小字。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，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，留监梁益诸军事。王浚在蜀大造舟船，木片蔽江而下，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，并说：“晋必有攻吴之计，宜增建平兵。建平不下，终不敢渡江。”而孙皓不听。公元280年（晋太康元年）旧历三月，王浚率舟师东下，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，孙皓惊恐失措，面缚舆榇而降，举家西迁，送至洛阳，赐号归命侯。这就是所谓“青盖乃西归”。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。据干宝《晋纪》载：“陆抗之克步阐，皓意张大，乃使尚广筮并天下，遇《同人》之《颐》，对曰：‘吉。庚子岁，青盖当入洛阳。’故皓不修其政，而恒有窥上国之志。”（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皓传》注引）庚子岁，即太康元年。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，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，被押送洛阳。

　　以上十六句，历述吴之盛衰兴亡，不啻一篇《辨亡论》，故偏重史实的叙述。此下十句，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。作者行经孙氏陵，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，年深日久，风蚀雨淋，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，荆棘丛生，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，淡月在空中残照，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。念昔日之叱咤江左，睹今日之寂寞荒凉，不能不使人伤感。吴汝纶说：“此殆伤齐亡之作，黍离麦秀之思也。”（《古诗钞》卷五）其实，凭今吊古伤心泪，不必定指哪一家。前事之失，后事之鉴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以免重蹈覆辙。苟能如此，亦已足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