荏(rěn)苒(rǎn)冬春谢,寒暑忽流易。
之子归穷泉,重壤(rǎng)永幽隔。
私怀谁克从,淹留亦何益。
僶(mǐn)俛(miǎn)恭朝命,回心反初役。
望庐思其人,入室想所历。
帏屏无髣(fǎng)髴(fú),翰墨有馀(yú)迹。
怅恍(huǎng)如或存,回惶忡(chōng)惊惕(tì)。
如彼翰林鸟,双栖一朝只。
春风缘隙(xì)来,晨霤(liù)承檐滴。
寝息何时忘,沉忧日盈积。
庶(shù)几有时衰,庄缶(fǒu)犹可击。
荏(rěn)苒(rǎn)冬春谢,寒暑忽流易。
荏苒:逐渐。谢:去。流易:消逝、变换。冬春寒暑节序变易,说明时间已过去一年。古代礼制,妻子死了,丈夫服丧一年。这首诗应作于其妻死后一周年。
之子归穷泉,重壤(rǎng)永幽隔。
之子:那个人,指妻子。穷泉:深泉,指地下。重壤:层层土壤。永:长。幽隔:被幽冥之道阻隔。
私怀谁克从,淹留亦何益。
私怀:私心,指悼念亡妻的心情。克:能。从:随。谁克从:即克从谁,能跟谁说?淹留:久留,指滞留在家不赴任。亦何益:又有什么好处。
僶(mǐn)俛(miǎn)恭朝命,回心反初役。
僶俛:勉力。朝命:朝廷的命令。回心:转念。初役:原任官职。
望庐思其人,入室想所历。
庐:房屋。其人:那个人,指亡妻。室:里屋。历:经过。所历:指亡妻过去的生活。
帏屏无髣(fǎng)髴(fú),翰墨有馀(yú)迹。
帏屏:帐帏和屏风。髣髴:相似的形影。无髣髴:帏屏之间连亡妻的仿佛形影也见不到。翰墨:笔墨。这句是说只有生前的墨迹尚存。
怅恍(huǎng)如或存,回惶忡(chōng)惊惕(tì)。
怅恍:恍忽。如或存:好象还活着。回惶:惶恐。忡:忧。惕:惧。这一句五个字,表现他怀念亡妻的四种情绪。
如彼翰林鸟,双栖一朝只。
翰林:鸟栖之林,与下句“游川”相对。比目:鱼名,成双即行,单只不行。析,一本作拆,分开。
春风缘隙(xì)来,晨霤(liù)承檐滴。
缘:循。隟:即隙字,门窗的缝。霤:屋上流下来的水。承檐滴:顺着屋檐流。
寝息何时忘,沉忧日盈积。
寝息:睡觉休息。这句是说睡眠也不能忘怀。盈积:众多的样子。这句是说忧伤越积越多。
庶(shù)几有时衰,庄缶(fǒu)犹可击。
庶几:但愿。表示希望。衰:减。庄:指庄周。缶:瓦盆,古时一种打击乐器。
潘岳《悼亡诗》是诗人悼念亡妻杨氏的诗作,共有三首。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。潘岳十二岁时与她订婚,结婚之后,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。杨氏卒于公元298年(晋惠帝元康八年)。潘岳夫妇感情很好,杨氏亡后,潘岳写了一些悼亡诗赋,除《悼亡诗》三首之外,还有《哀永逝文》《悼亡赋》等,表现了诗人与妻子的深厚感情。在这些悼亡诗赋中,《悼亡诗》三首都堪称杰作,而在三首《悼亡诗》中,第一首传诵千古,尤为有名。这里选析第一首。
这一首《悼亡诗》写作时间大约是杨氏死后一周年,即公元299年(晋惠帝永康九年)。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说:“安仁《悼亡》,盖在终制之后,荏苒冬春,寒暑忽易,是一期已周也。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。”结合诗的内容考察,是可以相信的。这首诗,从内容看,可以分为三个部分:
“荏苒冬春谢,寒暑忽流易。之子归穷泉,重壤永幽隔。私怀谁克从,淹留亦何益。僶俛恭朝命,回心反初役。”是第一部分,写诗人为妻子守丧一年之后,即将离家返回任所时的心情。开头四句点明妻子去世已经一年。诗人说,时光流逝,爱妻离开人世已整整一年,层层的土壤将他们永远隔绝了。“私怀”四句,写诗人即将离家返回任所的心理活动。就个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来说,诗人十分愿意留在家中,可是有公务在身,朝廷不会依从,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。再说,人已死了,就是再继续留在家中,也是没有用。这里提出留与不留的矛盾。矛盾的解决办法是,勉强遵从朝廷之命,转变念头,返回原来任职的地方。
“望庐思其人,入室想所历。帏屏无髣髴,翰墨有馀迹。流芳未及歇,遗挂犹在壁。怅恍如或存,回惶忡惊惕。”是第二部分,写诗人就要离家返回任所,临行之前,触景生情,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和痛苦。看到住宅,自然想起亡妻,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;进入房间,自然忆起与爱妻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,她的一举一动,使诗人永远铭记在心间。可是,在罗帐、屏风之间再也见不到爱妻的形影。见到的是墙上挂的亡妻的笔墨遗迹,婉媚依旧,余香未歇。眼前的情景,使诗人的神志恍恍忽忽,好像爱妻还活着,忽然想起她离开人世,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惧。这一段心理描写,十分细腻的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感情,真挚动人。这是全诗的最精彩的部分。
应该指出,“流芳”“遗挂”二语,注家尚有不同看法。有人认为“流芳”是指杨氏的化妆用品,有人认为“遗挂”是杨氏的遗像,都是猜测,缺乏根据。余冠英说:“‘流芳’‘遗挂’都承翰墨而言,言亡妻笔墨遗迹,挂在墙上,还有余芳。”(《汉魏六朝诗选》)比较可信。又,“回惶忡惊惕”,意思是由惶惑不安转而感到惊惧。“回”,一作“周”。前人如陈祚明、沈德潜等人多谓此句不通,清人吴淇说:“此诗‘周惶忡惊惕’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,‘怅恍’者,见其所历而犹为未亡。‘周惶忡惊惕’,想其所历而已知其亡,故以‘周惶忡惊惕’五字,合之‘怅恍’,共七字,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,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,其心中忐忐忑忑光景如画。”(《六朝选诗定论》)剖析入微,亦颇有理。
“如彼翰林鸟,双栖一朝只。如彼游川鱼,比目中路析。春风缘隙来,晨霤承檐滴。寝息何时忘,沈忧日盈积。庶几有时衰,庄缶犹可击。”是第三部分,写诗人丧偶的孤独和悲哀。“翰林鸟”,指双飞于林中的鸟。比目鱼,水中一种成对的鱼。《尔雅·释地》说:“东方有比目鱼,不比不行。”传说比目鱼身体很扁,头上只一侧有眼睛,必须与眼睛生在另一侧的比目鱼并游。不论“翰林鸟”,还是“比目鱼”,都是古人常用来比喻夫妻合好。“一朝只”、“中路析”,写出诗人丧偶以后的孤独与凄凉。冬去春来,寒暑流易,爱妻去世,忽已逾周年。又是春风袭人之时,檐下晨霤点点滴滴,逗人哀思,难以入眠。深沉的忧愁,难以消却,如同三春细雨,绵绵无休,盈积心头。要想使哀思衰减,只有效法庄周敲击瓦盆(一种古代乐器)了。《庄子·至乐》说,战国时代宋国人庄周妻死了,惠施去吊丧,见庄周两腿伸直岔开坐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。惠施说,妻子死了,不哭也罢,竟然唱起歌来,未免太过分了。庄周说,妻子刚死时,他很悲伤。后来想想,人本无生、无形,由无到有,又由有到无,正如四季循环,就不必要悲伤了。潘岳想效法庄周,以达观的态度消愁,殊不知“此情无计可消除,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”。
潘岳的悼亡诗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,即富于感情。此诗也不例外。陈祚明说:“安仁情深之子,每一涉笔,淋漓倾注,宛转侧折,旁写曲诉,刺刺不能自休。夫诗以道情,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;所嫌笔端繁冗,不能裁节,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。”(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卷十一)这里肯定潘岳悼亡诗的感情“淋漓倾注”,又批评了他的诗繁冗和缺乏“含蕴不尽之妙”,十分中肯。沈德潜对潘岳诗的评价不高,但是对悼亡诗,也指出“其情自深”(《古诗源》卷七)的特点。的确,潘岳悼亡诗感情深沉,颇为感人。
由于潘岳有《悼亡诗》三首是悼念亡妻的,从此以后,“悼亡诗”成为悼念亡妻的专门诗篇,再不是悼念其他死亡者的诗篇。于此可见,潘岳《悼亡诗》深远的影响。
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,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。左思一生,虽然“良图”变成了梦想,志向没有得到伸展,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,滚进污淖之中,却是断然割断俗念,“归隐田园”,洁身自好以终。而写于早年的《咏史八首》,成了左思平生思想、节操的写照,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。
《咏史八首》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。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,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,晋灭吴之前。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。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。公元二七三年(晋武帝泰始元年),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,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。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。左思入洛阳的时间,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。左思来到洛阳,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,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,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,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。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、艰难,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,并反映在《咏史八首》诗中。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。诗中有“长啸激清风,志若无东吴”(其一)句。晋灭东吴,是在公元二八〇年(晋武帝太康元年),《咏史八首》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,则是肯定的。
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:“左眄澄江湘,右盼定羌胡。功成不受爵,长揖归田庐。”(其一)左思的动机,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、信美,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。然而统一中国,安定局势,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。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,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,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之后,三国鼎立的局面,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,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,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。三国后期,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,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。公元二六五年,晋政权正式成立后,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,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夺取东吴,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,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。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,为形势所推动,有志于全国的统一,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,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。只是到了洛阳,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,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,爆发了,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。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,指出左思有很强的“功业心”,这无疑是正确的。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“功业心”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,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,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,这样才能更明晰、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。
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,并非徒作大言,纸上谈兵,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:“畴昔览穰苴”(其一),即读军书兵法。在封建社会中,习文秉武,虽然并非什么罕事,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,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。魏晋期间,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。士族以“积世业儒”为贵,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,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。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,立志到疆场上去,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,这是可贵的。而且,随之左思居住洛阳,见闻到“边城苦鸣镝,羽檄飞京都”(其一)的情况,更是急不可捺,跃跃欲试。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,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,即使有一割之用,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。
但是,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。晋实行“门选”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,从而造成了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世族”的局面。更有甚者,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,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。《晋书·左思传》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:陆机听说左思构思《三都赋》,抚掌大笑,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:“此间有伧父,欲作三都赋,须其成,当以覆酒甕耳。”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,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。左思的门第寒下,虽然才高志清,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冷酷的现实,使左思献身无门,报国无期,怀着无限的愤慨。《咏史》其二,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。诗中,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,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;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,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。松质柏节似的人才,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,其原因为“地势使之然”,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。然而士族制度,又是“由来非一朝”。汉张汤、金日磾的子孙,凭借着先人的荫德,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。而奇伟出众的冯唐,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。在此,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,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,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。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,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,更加显得有力。
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,左思毅然却步了,在《咏史八首》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。左思居住在洛阳,面对着“落落穷巷士,抱影守空庐”(其八)的情景,愧恨交加,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。因此自责自惭地说:“自非攀龙客,何为忽来游?”他想步许由的后尘:“振衣千仞岗,濯足万里流。”(其五)虽然想做段干木、鲁仲连式的人物,“当世贵不羁,遭难能解纷。”(其三)但是,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,愈演愈烈;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、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。况且腐败的政治,残酷的杀夺,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。“俯仰生荣华,咄嗟复雕枯。”在这样的时代,“饮河期满腹”的偃鼠,“巢林栖一枝”的鹪鹩,“可为达士模”(其八)。弃却富贵,退居乡里,以求洁身自好,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。田园生活,远离杀夺中心,使左思怡然自得,乐陶其中(见《招隐》之二)。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:“高志局四海,块然守空堂。壮齿不恒居,岁暮常慨慷。”(《杂诗》)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,是不得已而为之的,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。
就是这样,左思的《咏史八首》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,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,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。另外,《咏史八首》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。
第一,力矫太康颓靡文风,承继建安雄健骨力。
晋初太康文坛上,总的创作倾向是:刻意摹仿古人作品,很少结合现实实际;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,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。在这种颓风面前,左思则独树旗帜,以《咏史八首》为代表,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“以情纬文,以文被质”的优秀传统。虽然以咏史名篇,不是左思首创,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,精心选择史实,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、情感,借咏史以抒情,借抒情以讥世。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,“堆垛寡变”的局限,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、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。钟嵘说,左思的《咏史八首》“文典以怨,颇为精切,得讽喻之致。”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。在艺术形式方面,《咏史八首》并非不注重,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,于浮泛之外求深蕴,质朴自然,奔放沉郁,绝少雕镂的痕迹。综上两个方面,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“左思风力”(《诗品》)。王夫之则说:“三国之降为西晋,文体大破,不绝于来兹者,非太冲其焉归?”(《古诗评选》卷四)这些评价是公允的。
第二,才志结合,浑然一体。
陈祚明曾说:“太冲一代伟人,胸次浩落,洒然流咏。似孟德而加以流丽,仿子建而独能贵简。创成一体,垂示千秋。其雄在才,而其高在志。有其才无其志,语必虚矫;有其志而无其才,音难顿挫。”(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卷十一)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,在于才志结合,是很对的。左思的艺术才能,使《咏史八首》,每首都可以独立,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;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、情操的金缕线,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,浑然一体,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。其一,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,可谓全组诗的总纲;其二,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;其三,表示要以段干木、鲁仲连为榜样,另僻蹊径,以期报国;其四,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,成就自己;其五,再写此路不通,而想追奔许由;其六,赞誉荆轲,借以披露情怀;其七,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,以慰心中的不平;其八,写社会的黑暗,决心避世,求洁身自好。这些作品中,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,奔泻翻腾;又似九曲黄河,曲折回环,一咏三叹,反复宛转。慷慨悲壮之中,有细腻旖旎;低音纤气之内,又挟滚滚沉雷。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,分别写在各首之中,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。因而《咏史八首》“遂为古今绝唱”(胡应麟语),在中国文学史上,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。
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,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,他所写的《咏史八首》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,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,如消极避世的思想,虚无无为的思想。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《咏史八首》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,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,而有所忽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