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,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,让于虞舜,舜、禹之间,岳牧咸荐,乃试之于位,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: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孔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: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“盍往归焉!”及至,西伯卒,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: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? 或曰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,可谓善人者非邪?积仁洁行,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,其何如哉?盗跖日杀不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
子曰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;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,趋舍有时,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,悲夫。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!
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,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,让于虞舜,舜、禹之间,岳牧咸荐,乃试之于位,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: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孔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: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“盍往归焉!”及至,西伯卒,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: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? 或曰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,可谓善人者非邪?积仁洁行,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,其何如哉?盗跖日杀不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
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,但学者们仍然以“六艺”——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有缺损,但是记载虞、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。尧将退位,让给虞舜,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,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,于是,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,主持事务数十年,做出了成就,建立了功绩,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。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,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,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。然而,也有人说过,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,许由不肯接受,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。到了夏代的时候,又有卞随、务光等人。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?太史公说:我登过箕山,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。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、圣人、贤人,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。我听说许由、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,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,这是为什么呢?孔子说:“伯夷、叔齐,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,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。”“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,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?”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,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。他们的传记说道:伯夷、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,到了父亲去世以后,叔齐要让位给伯夷。伯夷说:“这是父亲的遗命啊!”于是便逃走了。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。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。这时,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,抚养老人,便商量着说: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?等到达那里,西伯已去世了。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,追谥为文王,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。伯夷、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:“父亲死了却不安葬,大动干戈去打仗,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?身为臣子,却要去杀害国君,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?”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,太公说:“他们是义人啊!”扶着他们离开了。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,天下都归附了周朝,而伯夷、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,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,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,隐居在首阳山中,靠着采食薇菜充饥。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,作了一首歌,歌辞说:“登上那西山啊,采些那薇菜呀!用暴力来取代暴力,不知道这是错误的。神农、虞舜和夏禹,授政仁人相禅让,圣人倏忽辞世去,我辈今日向何方?啊,别啦,永别啦!命运衰薄令人哀伤!”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。从这些记载来看,伯夷、叔齐是怨呢,还是不怨呢?有人说:“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,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。”像伯夷、叔齐,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!难道不是吗?他们行善积仁,修养品行,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!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,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。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,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,终于过早地去世了。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,到底是怎样的呢?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,割人肝,吃人肉,凶暴残忍,胡作非为,聚集党徒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然能够长寿而终。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,行了什么善呢?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,最能说明问题的了。若要说到近代,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,专门违法乱纪的人,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,富贵优裕,一代一代地传下去;而有的人(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,)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;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;走路只走大路,不抄小道;不是为了主持公正,就不表露愤懑,结果反倒遭遇灾祸。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。我深感困惑不解。倘若有所谓天道,那么这是天道呢,不是天道呢?
子曰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;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,趋舍有时,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,悲夫。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!
孔子说“主义不同的人,不互相商议谋划”,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。孔子又说:“富贵如果能够求得,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,我也愿意去干;如果不能求得,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!”“天气寒冷以后,才知道松树、柏树是最后落叶的。”世间到处混浊龌龊,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。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,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!“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。”贾谊说:“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,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,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,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。”“同是明灯,方能相互辉照;同是一类,方能相互亲近。”“飞龙腾空而起,总有祥云相随;猛虎纵身一跃,总有狂风相随;圣人一出现,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。”伯夷、叔齐虽然贤明,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,名声才更加响亮;颜渊虽然好学,由于追随孔子,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。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,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,有一定的时机,而他们的名字(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),就大都被埋没了,不被人们所传颂,真可悲啊!一个下层的平民,要想磨练品行,成名成家,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,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?
《伯夷列传》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,冠《史记》列传之首。在这篇列传中,作者以“考信于六艺,折衷于孔子”的史料处理原则,于大量论赞之中,夹叙了伯夷、叔齐的简短事迹。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,让国出逃;武王伐纣的时候,又以仁义叩马而谏;等到天下宗周之后,又耻食周粟,采薇而食,作歌明志,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。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、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,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。
文章借助夷、齐善行,和所谓暴戾凶残、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;以操行不轨,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、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,指出恶者安逸享乐,富裕优厚,累世不绝;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。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,有力地抨击了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”的谎言,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,提出了大胆的怀疑,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。
但是,商朝末年,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,武王伐暴是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的,是不可逆转的,而夷、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。所以,毛泽东同志在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一文中指出,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,那是颂错了,他们不值得歌颂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、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,无疑是有所偏颇的。
本文写作独具特色。纵观《史记》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之篇末,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,唯《伯夷列传》则无。满纸赞论、咏叹夹以叙事。名为传纪,实则传论。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,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,就算变例了。所以,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,亦为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之仅有。
本文虽多赞论,但纵横捭阖,彼此呼应,回环跌宕,起伏相间。伯夷、叔齐的事实,只在中间一顿即过,“如长江大河,前后风涛重叠,而中有澄湖数顷,波平若黛,正以相间出奇。”《史记论文》第五册《伯夷列传》时有鲜明比照,一目豁然;时有含蓄设问,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。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,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。
明月皎(jiǎo)夜光,促织鸣东壁。
皎夜光:犹言明夜光。促织:蟋蟀的别名,一作“趣织”。
玉衡指孟冬,众星何历历。
玉衡: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五星。北斗七星形似酌酒的斗:第一星至第四星成勺形,称斗魁;第五星至第七星成一条直线,称斗柄。由于地球绕日公转,从地面上看去,斗星每月变一方位。古人根据斗星所指方位的变换来辨别节令的推移。孟冬:本指冬季的第一个月,此处指方位。玉衡星已经指向孟冬亥宫之方向——西北方,时已过夜半。历历:逐个的意思,众星行列分明的样子。
白露沾野草,时节忽复易。
忽:本义为不重视、忽略,这里用引申义,急速、突然的意思。易:变换。
秋蝉鸣树间,玄鸟逝安适。
玄鸟:燕子。安适:往什么地方去?燕子是候鸟,春天北来,秋时南飞。这句是说天凉了,燕子又要飞往什么地方去了?
昔我同门友,高举振六翮(hé)。
同门友:同在师门受学的朋友。翮:这里泛指鸟的翅膀。据说善飞的鸟有六根健劲的羽茎,故曰“六翮”。
不念携手好,弃我如遗迹。
携手好:指共患难的友谊。
南箕(jī)北有斗,牵牛不负轭(è)。
南箕:星名,形似簸箕。北有斗:即北斗,星名,形似斗(酌酒器)。牵牛:指牵牛星。轭:车辕前横木,牛拉车则负轭。“不负轭”是说不拉车。
良无盘石固,虚名复何益?
参考资料:
明月皎(jiǎo)夜光,促织鸣东壁。
明亮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夜空,东边墙角下不时地传来蟋蟀的吟唱。
皎夜光:犹言明夜光。促织:蟋蟀的别名,一作“趣织”。
玉衡指孟冬,众星何历历。
北斗星中的玉衡星已指向了孟冬,天上众多的星星是这样闪烁璀璨。
玉衡: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五星。北斗七星形似酌酒的斗:第一星至第四星成勺形,称斗魁;第五星至第七星成一条直线,称斗柄。由于地球绕日公转,从地面上看去,斗星每月变一方位。古人根据斗星所指方位的变换来辨别节令的推移。孟冬:本指冬季的第一个月,此处指方位。玉衡星已经指向孟冬亥宫之方向——西北方,时已过夜半。历历:逐个的意思,众星行列分明的样子。
白露沾野草,时节忽复易。
晶莹的露珠已沾满了地上的野草,时节流转转瞬间又是夏去秋来。
忽:本义为不重视、忽略,这里用引申义,急速、突然的意思。易:变换。
秋蝉鸣树间,玄鸟逝安适。
树枝间传来秋蝉断续的鸣叫,燕子啊不知又要飞往何方?
玄鸟:燕子。安适:往什么地方去?燕子是候鸟,春天北来,秋时南飞。这句是说天凉了,燕子又要飞往什么地方去了?
昔我同门友,高举振六翮(hé)。
昔日与我携手同游的同门好友,已经举翅高飞腾达青云了。
同门友:同在师门受学的朋友。翮:这里泛指鸟的翅膀。据说善飞的鸟有六根健劲的羽茎,故曰“六翮”。
不念携手好,弃我如遗迹。
可是他们一点也不念曾经的交情,就像行人遗弃脚印一样把我抛弃!
携手好:指共患难的友谊。
南箕(jī)北有斗,牵牛不负轭(è)。
南箕星、北斗星都不能用来盛物斟酒,牵牛星也不能用来负轭拉车!
南箕:星名,形似簸箕。北有斗:即北斗,星名,形似斗(酌酒器)。牵牛:指牵牛星。轭:车辕前横木,牛拉车则负轭。“不负轭”是说不拉车。
良无盘石固,虚名复何益?
再好的友情也不能像磐石那样坚固,仔细想来炎凉世态虚名又有何用?
良:的确。盘石:同“磐石”,特大石,用以象征坚定不移的感情。
参考资料:
此诗开篇写道:“明月皎夜光,促织鸣东壁。”在皎洁的月色光下,蟋蟀在低吟,并交织成一曲无比清切的夜之旋律。在此,诗人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描写了环境,不但表现出环境的幽静,心境的凄然,而且也暗示了时间是很晚了,也就是下半夜时间。再看夜空,“玉衡指孟冬,众星何历历。”北斗横转,那由“玉衡”“开阳”“摇光”三星组成的斗柄(杓),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“孟冬”,闪烁的星辰,更如镶嵌天幕的明珠,把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。一切似乎都很美好,包括那披着一身月光漫步的诗人。在中国古代,人们都是根据斗星所指方位的变换来辨别节令的推移。据金克木先生解说,“孟冬”在这里指的不是初冬节令(因为下文明说还有“秋蝉”),而是指仲秋后半夜的某个时刻。此时此刻诗人还在月下踽踽步,说明诗人心神不宁,胸中缠绕着忧愁。
诗人默默无语,在月光下徘徊。“白露沾野草,时节忽复易。”野草上已沾满晶莹的露珠,在月光下显得那样晶莹,寒气逼人,明显感觉到时节已经转换。诗人已经感觉到,深秋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,时光之流驶,又是一年秋天到来了。当然,这里写了时间的快速流逝,也是在暗示时间不饶人,人也在一天天老去。怪不得往日的燕子(玄鸟)都不见了,原来已是秋雁南归的时节。这些燕子又将飞往哪里去呢?——“秋蝉鸣树间,玄鸟逝安适”?这就是诗人在月下所发出的怅然问叹。这问叹似乎只对“玄鸟”而发,实际上,它又是诗人那充满失意的怅然自问。从下文可知,诗人之游宦京华已几经寒暑。而今草露蝉鸣、又经一秋,它们在诗人心上所勾起的,是流离客中的无限惆怅和凄怆。
以上八句从描述秋夜之景入笔,抒写诗人月下徘徊的哀伤之情。适应着秋夜的清寂和诗人怅惘、失意之感,笔触运得轻轻的,色彩也一片渗白;没有大的音响,只有蟋蟀、秋蝉交鸣中偶发的、诗人那悠悠的叹息之声。当诗人一触及自身的伤痛时,情感便不兔愤愤起来。诗人久滞客中,在夜半如此焦灼难眠,那是因为他曾经希望过、期待过,而今这希望和期待全破灭了。
理想破灭,心烦意乱,夜不能寐。于是,诗人写道:“昔我同门友,高举振六翮。”这句是以鸟的展翅高飞比喻同门友的飞黄腾达。这在当初,无疑如一道灿烂的阳光,把诗人的前路照耀得五彩缓纷。他相信,“同门”好友将会从青云间垂下手来,提携自己一把;总有一天,他将能与友人一起比翼齐飞、邀游碧空。但事实却大大出乎诗人预料,昔日的同门之友,而今却成了相见不相认的陌路之人。他竟然在平步青云之际,把自己当作走路时的脚迹一样,留置身后而不屑一顾了。“不念携手好,弃我如遗迹”,这毫不经意中运用的妙喻,不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同门好友“一阔脸就变”的卑劣之态,同时又表露了诗人那不谙世态炎凉的无比惊讶、悲愤和不平。
至此全诗的主旨方才揭开,那在月光下徘徊的诗人,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被同门好友所欺骗、所抛弃的落魄者。在他的背后,月光印出了静静的身影;而在头顶上空,依然是明珠般闪烁的“历历”众星。当诗人带着被抛弃的余愤怒仰望星空时,偏偏又瞥见了那名为“箕星”、“斗星”和“牵牛”的星座。诗人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的怨气,指点着这些星座大声责问起来:“南箕北有斗,牵牛不负扼!”这里语出《小雅·大东》:“维南有箕,不可以颠扬;维北有斗,不可以挹酒浆”"皖彼牵牛,不以服箱(车)”。诗人在此借用“南箕”“北斗”“牵牛”等星宿表现出了有虚名无实用,借此比喻朋友的有虚名无实用。失意落魄的诗人心中很是痛苦,夜不能寐,走出房间,仰望天空,看见星星,由此而想到“同门友”的淡漠,心中忧愤不已,苦闷无处发泄,就借此问问星星。其实,这里也暗示了诗人没有什么朋友,即使有,也是十分功利的、无情意的人。
诗歌最后写道:“良无盘石固,虚名复何益?”想到当年友人怎样信誓旦旦,声称同门之谊的“坚如盘石”,可而今“同门”虚名犹存,“盘石”一样的友情也再没有了。诗人终于仰天长叹,以悲愤的感慨收束了全诗。这叹息和感溉,包含了诗人那被炎凉世态所欺骗、所愚弄的无比伤痛和悲哀。
抒写这样的伤痛和悲哀,本来只用数语即可说尽。此诗却偏从秋夜之景写起,初看似与词旨全无关涉,其实均与后文的情感抒发脉络相连:月光笼盖悲情,为全诗敷上了凄清的底色;促织鸣于东壁,给幽寂增添了几多哀音;“玉衡指孟”点明夜半不眠之时辰,“众星何历历”暗伏箕、斗、牵牛之奇思;然后从草露、蝉鸣中,引出时光流驶之感,触动同门相弃之痛;眼看到了愤极“直落”、难以控驭的地步。这就是《明月皎夜光》写景抒愤上的妙处,那感叹、愤激、伤痛和悲哀,始终交织在一片星光、月色、螺蜂、蝉鸣之中。
昭帝崩,昌邑王贺废,宣帝初即位,路温舒上书,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:
昭帝:汉昭帝,名刘弗陵,武帝少子。昌邑王废:公元前年,汉昭帝死,无嗣,昌邑王刘贺(汉武帝孙子)即位,淫戏无度。大将军霍光用太后的名义废了他,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,是为汉宣帝。昌邑:古县名。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,而桓公以兴;晋有骊姬之难,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赵王不终,诸吕作乱,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,祸乱之作,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文扶微兴坏,尊文武之业,
臣闻齐有无知之祸,而桓公以兴:无知,春秋时齐公子,自立为齐君。后被人杀死,公子小白自莒回齐即位,便是五霸之一的齐桓公。晋有骊姬之难,而文公用伯:骊姬,春秋时晋献公宠姬。晋献公伐骊戎(古国名,在今山东临潼县东北),得骊姬,立为夫人,十分宠幸,生奚齐卓子。不久就谮(读音zèn,诬陷,中伤)杀太子申生,奚齐为太子,公子重耳夷吾出奔。献公死,奚齐卓相继为国君,后被杀,骊姬亦被杀。公子重耳回到晋国,立为晋文公。晋文公使晋国成为春秋时一代霸主。近世赵王不终,诸吕作乱,而孝文为太宗:赵王,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儿子,名如意,封为赵王。刘邦死,惠帝立,太后吕雉毒死赵王如意,残害戚夫人,吕太后和她的侄儿吕台吕产吕禄等专权,想把“刘姓天下”改变为“吕氏王朝”。吕雉死,大臣周勃陈平等消灭诸吕,迎立代王刘恒即位,是为孝文帝,庙号太宗。后有“文景之治”的繁荣。
泽加百姓,功润诸侯,虽不及三王,天下归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,以承天心,崇仁义,省刑罚,通关梁,一远近,敬贤如大宾,爱民如赤子,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,是以囹圄空虚,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,必有异旧之恩,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,昭帝即世而无嗣,大臣忧戚,焦心合谋,皆以昌邑尊亲,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,淫乱其心,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,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,股肱汉国,披肝胆,决大计,黜亡义,立有德,辅天而行,然后宗庙以安,天下咸宁。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,大一统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,与天合符,宜改前世之失,正始受命之统,涤烦文,除民疾,存亡继绝,以应天意。
关梁:关:关卡,关口。梁:桥梁。一:统一,动词。恕:宽容,宽厚。囹圄:牢狱。援:援用旧例。股肱(gōng):股,大腿;肱,手臂。比喻像左膀右臂一样匡扶国家,即辅佐的意思。正:把……看得很正统正规。《春秋》记载古代帝王诸侯即位,很讲究名分,名分正的,就写即位,名分不正的,就不写即位。大一统:重视天下统一的事业。大,尊重,重视。始受命:指初即位。统:法制。
“臣闻秦有十失,其一尚存,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,羞文学,好武勇,贱仁义之士,贵治狱之吏,正言者谓之诽谤,遏过者谓之妖言,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,忠良切言皆郁于胸,誉谀之声日满于耳,虚美熏心,实祸蔽塞,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,赖陛下恩厚,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,父子夫妻戮力安家,然太平未洽者,狱乱之也。夫狱者,天下之大命也,死者不可复生,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:“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今治狱吏则不然,上下相驱,以刻为明,深者获公名,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,皆欲人死,非憎人也,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,被刑之徒比肩而立,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,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,痛则思死,棰楚之下,何求而不得?做囚人不胜痛,则饰词以视之,吏治者利其然,则指道以明之,上奏畏却,则锻练而周内之;盖奏当之成,虽咎繇听之,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?成练者众,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,残贼而亡极,媮为一切,不顾国患,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:“画地为狱议不入;刻木为吏期不对。”此皆疾吏之风,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,莫深于狱;败法乱正,离亲塞道,莫甚乎治狱之吏,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”
文学:先秦时期曾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都称为文学,这里指文教方面的事。遏过:防止过失。盛服先王:竭力服膺先王的人。先王:指夏禹商汤周文王等行仁义道德的帝王。金革:兵革,这里指战争。戮力:并力,尽力。洽:协调。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: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不经:不合常规。大辟:死刑。棰楚:古代刑具。棰,木棍。楚:荆条。却:批驳退回。锻炼:比喻酷吏枉法,多方编造罪名。周:周密。内:同“纳”,归纳。咎繇(yáo):舜时建立法律设立监狱的臣子。成练:构成各种罪名。文致:文饰而使人获罪。贼:败坏,伤害。亡:无。婾(tōu):苟且,马马虎虎。画地为狱议不入;刻木为吏期不对:相传上古时期,在地上画圈,令犯罪者立圈中,以示惩罚。画者刻者都是假的,假的都不愿意忍受,真的就更不能忍受了。表示对监狱酷吏的愤恨。
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,而后凤凰集;诽谤之罪不诛,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:“山薮臧疾,川泽纳污,瑾瑜匿恶,国君含诟。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,开天下之口,广箴谏之路,扫亡秦之失,尊文武之德,省法制,宽刑罚,以废治狱,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,永履和乐,与天亡极,天下幸甚。”
乌:乌鸦。鸢(yuān):老鹰。诟:耻辱。这四句话出于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。薮(sǒu):生长着很多草的湖。瑾瑜:美玉。箴(zhēn):劝戒,劝告。
上善其言。
参考资料:
昭帝崩,昌邑王贺废,宣帝初即位,路温舒上书,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:
汉昭帝逝世后,昌邑王刘贺刚继位就被废黜,宣帝开始登上皇位。路温舒趁这个时机上书,主张崇尚德治缓解刑法。书中说:
昭帝:汉昭帝,名刘弗陵,武帝少子。昌邑王废:公元前年,汉昭帝死,无嗣,昌邑王刘贺(汉武帝孙子)即位,淫戏无度。大将军霍光用太后的名义废了他,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,是为汉宣帝。昌邑:古县名。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,而桓公以兴;晋有骊姬之难,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赵王不终,诸吕作乱,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,祸乱之作,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文扶微兴坏,尊文武之业,
“我听说齐国有了公孙无知杀死襄公的祸事,桓公才能够兴起;晋国发生了骊姬进谗那样的灾难,文公才能在诸侯中称霸;近世赵王未能寿终而死,诸吕发动叛乱,而孝文帝被尊为太宗皇帝。由此看来,产生祸乱,将会为圣人出现开创机会。所以齐桓公,晋文公扶植振兴衰败了的国家,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业,
臣闻齐有无知之祸,而桓公以兴:无知,春秋时齐公子,自立为齐君。后被人杀死,公子小白自莒回齐即位,便是五霸之一的齐桓公。晋有骊姬之难,而文公用伯:骊姬,春秋时晋献公宠姬。晋献公伐骊戎(古国名,在今山东临潼县东北),得骊姬,立为夫人,十分宠幸,生奚齐卓子。不久就谮(读音zèn,诬陷,中伤)杀太子申生,奚齐为太子,公子重耳夷吾出奔。献公死,奚齐卓相继为国君,后被杀,骊姬亦被杀。公子重耳回到晋国,立为晋文公。晋文公使晋国成为春秋时一代霸主。近世赵王不终,诸吕作乱,而孝文为太宗:赵王,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儿子,名如意,封为赵王。刘邦死,惠帝立,太后吕雉毒死赵王如意,残害戚夫人,吕太后和她的侄儿吕台吕产吕禄等专权,想把“刘姓天下”改变为“吕氏王朝”。吕雉死,大臣周勃陈平等消灭诸吕,迎立代王刘恒即位,是为孝文帝,庙号太宗。后有“文景之治”的繁荣。
泽加百姓,功润诸侯,虽不及三王,天下归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,以承天心,崇仁义,省刑罚,通关梁,一远近,敬贤如大宾,爱民如赤子,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,是以囹圄空虚,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,必有异旧之恩,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,昭帝即世而无嗣,大臣忧戚,焦心合谋,皆以昌邑尊亲,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,淫乱其心,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,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,股肱汉国,披肝胆,决大计,黜亡义,立有德,辅天而行,然后宗庙以安,天下咸宁。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,大一统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,与天合符,宜改前世之失,正始受命之统,涤烦文,除民疾,存亡继绝,以应天意。
给百姓带来恩泽,功劳施及诸侯,虽然赶不上夏禹商汤和周文王,可是天下人民都归附于他们的仁政。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备最高的德行,来承受天意,他崇尚仁义,减轻刑罚,打通关隘架起桥梁,远近如一,敬重贤人如同对待贵宾一样,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小孩,他用启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,把内心觉得安适的事情推行到全国,因此监狱空无一人,天下太平。紧接社会变化以后即位的君主,一定会给人们带来不同往日的恩惠,这是贤明的圣人用来显示天意的行为。”“从前昭帝去世时没有儿子,大臣们忧愁得很,怀着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,都认为昌邑王是尊贵的皇室亲属,推举他,把他立为皇帝,但是上天不肯授命,而是把他的心弄乱,于是便自己丢失了帝位。很深刻地考虑祸患事变发生的原因,这是伟大的上天用来开导最圣明的君主的手法。所以大将军霍光接受武帝的遗命,成为汉朝君主最得力的辅臣,他披肝沥胆,决定大计,黜退不讲仁义的人,立有德行的人为帝,辅助上天行事,这样祖庙才得安定,天下才都太平无事。”“我听说《春秋》很重视君王登基的事,这是为了统一天下,为了慎重地对待开创事业。陛下刚登上帝位,与天意符合,应该纠正前代的过错,在承受天命继承帝业时慎重对待开始做的每一件事,去掉烦苛的法令,解除老百姓的疾苦,保存继承将要消亡断绝的好传统,用这些行动来应合天意。”
关梁:关:关卡,关口。梁:桥梁。一:统一,动词。恕:宽容,宽厚。囹圄:牢狱。援:援用旧例。股肱(gōng):股,大腿;肱,手臂。比喻像左膀右臂一样匡扶国家,即辅佐的意思。正:把……看得很正统正规。《春秋》记载古代帝王诸侯即位,很讲究名分,名分正的,就写即位,名分不正的,就不写即位。大一统:重视天下统一的事业。大,尊重,重视。始受命:指初即位。统:法制。
“臣闻秦有十失,其一尚存,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,羞文学,好武勇,贱仁义之士,贵治狱之吏,正言者谓之诽谤,遏过者谓之妖言,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,忠良切言皆郁于胸,誉谀之声日满于耳,虚美熏心,实祸蔽塞,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,赖陛下恩厚,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,父子夫妻戮力安家,然太平未洽者,狱乱之也。夫狱者,天下之大命也,死者不可复生,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:“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今治狱吏则不然,上下相驱,以刻为明,深者获公名,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,皆欲人死,非憎人也,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,被刑之徒比肩而立,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,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,痛则思死,棰楚之下,何求而不得?做囚人不胜痛,则饰词以视之,吏治者利其然,则指道以明之,上奏畏却,则锻练而周内之;盖奏当之成,虽咎繇听之,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?成练者众,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,残贼而亡极,媮为一切,不顾国患,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:“画地为狱议不入;刻木为吏期不对。”此皆疾吏之风,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,莫深于狱;败法乱正,离亲塞道,莫甚乎治狱之吏,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”
“我听说秦朝有很多失误的地方,其中一条现在还存在,就是负责审案的官吏违法判案的问题。秦朝时候,看不起文学,崇尚武勇精神,轻视奉行仁义的人,重视负责判案的官吏,正直的言论被认为是诽谤,阻拦犯错误的话被说成是妖言,所以那些衣冠整齐的儒生在那时不被重用,忠良恳切的言辞都郁积在胸中,称赞阿谀声天天响在他们耳边,虚伪的赞美迷住了心窍,而实际上存在的祸患被遮蔽掩盖住了,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。如今天下靠着陛下恩厚,没有战争的危险和饥饿寒冷的忧患,父子夫妻合力安家,但是天下太平还未完全实现,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乱了。判案,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,被处死的人不能复活,人被砍断了肢体不能再给他接起来。《书经》上说:“与其杀死无罪的人,宁愿犯不遵守成规旧法酌错误。”现在负责判案的官吏便不是这样,上下相互驱使,把苛刻当作严明,判案严厉的获得公道的名声,判案公平的后来多有祸患。所以负责判案的官吏,都想把人置于死地,并不是他们恨别人,而是他们求得自身安全的办法就在于置人于死地。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,受刑的人并肩站着,处死刑的人计算起来每年数以万计。这是奉行仁义的圣人感到悲伤的原因。太平未能完全实现,都是因为这引起的。人们的常情是安适的时候就会显得快乐,痛苦的时候就想要死掉,在木棍荆杖鞭打的时候,从被打人身上有什么要求不能实现呢?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,就用些假话招供,审案的官吏就利用这种情况,指出某种罪名,点明罪犯应该招认的罪状,审案的官吏担心案子报上去后会被驳倒退回来,于是便违法罗织罪状,套上罪名,到了报告上级判罪结果的时候,即使是咎繇听了囚犯的罪状,也认为处死也抵偿不了他的罪过。为什么呢?这是因为审案的官吏违法陷入于罪广列罪名,玩弄法律条文把罪状写得十分明显的缘故。因此审案的官吏专门苛刻严峻地对待犯人,残害人没有止境,办一切事情都马马虎虎,不顾国家遭到祸患,这是世上的大害。所以俗话说道:“在地上画一座监狱,也不进去;面对着木刻的狱吏,也不与他对话。”这反映出社会上痛恨狱吏的风气,是很悲痛的语言。所以天下的祸害,没有什么比得上法官判案这件事。败坏法纪,扰乱正道,使亲人分离,道义不明,没有谁比负责判案的官吏更厉害的。这就是我所说的秦朝的过错有一条至今还存在的原因。”
文学:先秦时期曾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都称为文学,这里指文教方面的事。遏过:防止过失。盛服先王:竭力服膺先王的人。先王:指夏禹商汤周文王等行仁义道德的帝王。金革:兵革,这里指战争。戮力:并力,尽力。洽:协调。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: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不经:不合常规。大辟:死刑。棰楚:古代刑具。棰,木棍。楚:荆条。却:批驳退回。锻炼:比喻酷吏枉法,多方编造罪名。周:周密。内:同“纳”,归纳。咎繇(yáo):舜时建立法律设立监狱的臣子。成练:构成各种罪名。文致:文饰而使人获罪。贼:败坏,伤害。亡:无。婾(tōu):苟且,马马虎虎。画地为狱议不入;刻木为吏期不对:相传上古时期,在地上画圈,令犯罪者立圈中,以示惩罚。画者刻者都是假的,假的都不愿意忍受,真的就更不能忍受了。表示对监狱酷吏的愤恨。
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,而后凤凰集;诽谤之罪不诛,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:“山薮臧疾,川泽纳污,瑾瑜匿恶,国君含诟。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,开天下之口,广箴谏之路,扫亡秦之失,尊文武之德,省法制,宽刑罚,以废治狱,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,永履和乐,与天亡极,天下幸甚。”
“我听说鹞鹰下的蛋不会遭到毁坏,然后凤凰才会停留在树上;犯了诽谤罪的人不会受到惩罚,然后才有人向朝廷说出有益的话。所以古人有种说法:“山林水泽隐藏着毒害人的东西,河流湖泊容纳污秽的东西,美玉隐藏着瑕斑,国君能容忍辱骂。”愿陛下除去诽谤人的罪名,用来招致恳切的忠言,让天下人开口说话,扩大人们规劝进谏的渠道,扫除造成秦朝灭亡的过错,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,减省法制条文,宽缓刑罚,用这些来清除治狱的积弊,那么天下就可以出现太平的气象,长期和平安乐,和天地一样没有穷尽,那样,人民就太幸运了。”
乌:乌鸦。鸢(yuān):老鹰。诟:耻辱。这四句话出于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。薮(sǒu):生长着很多草的湖。瑾瑜:美玉。箴(zhēn):劝戒,劝告。
上善其言。
皇上很满意路温舒的意见。
参考资料:
文章指出:“秦有十失,其一尚存,治狱之吏是也。”就是说:秦之所以亡,有十个失误,其中一个,到现在(即在路温舒当时)仍然存在,即过分重视、重用“治狱之吏”。这些人,“上下相殴(驱),以刻为明”,“败法乱正,离亲塞道”。他们竞相追逐,滥施刑罚,以“治狱”越苛刻越好,量刑、判刑越重越好。结果,造成“被刑之徒,比肩而立;大辟(处死)之计,岁以万数”。
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“逼、供、信”的残忍手段,使人入罪。所谓“棰楚(以杖鞭扑)之下,何求而不可得”。靠刑讯来逼供,“囚人不胜痛,则饰辞以视(示)之”,被迫造假。“吏治者利其然,则指道以明之”,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,晓以利害,要他服罪,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“诱供”,以进一步陷人于罪。“上奏畏却,则锻练(炼)而周内(纳)之”,就是说:怕上级批不准,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,使“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”。办法有二:一是进一步对“犯人”进行逼供、诱供,以便取得更多的“罪证”,使“成练者众”;一是组织材料班子、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,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,以便使“文致之罪明也”。如此,“虽咎繇(同皋陶,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)听之,犹以为死有余辜”,铁案如山,不可覆翻矣。
当时“治狱之吏”都“以刻为明”,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。朝廷利用权势,大搞思想箝制、舆论一律,使执法“深者获公名,平者多后患,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,非憎人也,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”好一个“自安之道在人之死”!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。易卜生《人民公敌》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,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,被宣布为“人民公敌”。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“围剿”的人中,并不乏同情之士,他们振臂“讨伐”,心里明白,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——迫于权势,“不敢不那么办”。“治狱之吏”,诱于“深者获公名”,鉴于“平者多后患”,故“皆欲人死”,也是“不敢不那么办”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统治期间,当权者上下相驱,以“左”为明。“左”之深者获公名——立场坚定,旗帜鲜明,于是重用、提拔有份;说公道话者多后患——轻则不信任,重则受株连。因此,自安之道,在于宁“左”毋右。于是乎上下竞相“左”,极“左”思潮风行矣。看来古今中外,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,否则,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?
矫治的办法,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,只能提出“除诽谤以招切言”,即让人讲话,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“谤言”,牢骚、骂娘的话都让说,才能“开天下之口”,招来至切之言。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“防民之口”(《召公谏厉王止谤》)的优良传统,主张“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”,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,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。这在今天看来,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,则有其局限性。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,我们不可苛求于他。今天,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,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。
